十一月的第一天，伦敦下起了细雨。

那雨既不肯痛快地落下来，也不肯停，只管悬在空气里，把帽檐、车窗和人的脾气一并浸湿。苏格兰场门口的一位警员已经第三次擦拭胡须，效果与我第三次询问还要等多久大致相同。

福尔摩斯倒不着急。他站在窗边，研究一只刚从卷宗里爬出来的小虫。

“它至少住得比我久。”我说。

“而且没有提出调职申请。”

门在这时开了。雷斯垂德带着一名抱卷宗的办事员走进来，脸上的神情表明，他认为自己本来可以度过一个更有意义的上午。

“沃辛登银行案。”他把最上面的纸夹放在桌上，“十三年前的旧案，死的死，关的关。你最好能从这里面找出一点值得重新掸灰的东西。”

福尔摩斯收起放大镜。

“先从死的那一个开始。”

昨夜，在我离开起居室后，他又写了两封短笺。一封送往苏格兰场，另一封在今晨送到了赫恩画室。画家的回信此刻已经摊在桌上：他从当年的委托簿里抄出了卡特赖特的姓名、住址，以及付款的日期。

雷斯垂德逐项对照了一遍。

随后，他从另一层纸袋中取出一张照片。

照片边缘已经发黄，背景是一面毫无装饰的墙。一个男人坐在木椅上，肩膀略向前倾，两只手平放在膝头，仿佛摄影师要求他保持姿势时，他正竭力忍住某一句粗话。

没有茶杯，没有讲究的衣领，也没有画家替他安排的柔和光线。

但那宽阔的颧骨、向后梳的头发和紧抿着的薄唇，与昨日画室里那张炭笔习作相互印证。

我把两张纸并排放好。

油彩与铅盐，一个打算使人显得体面，一个只打算使人下次容易被认出来；在这件事上，它们取得了难得的一致。

“住址相同。”雷斯垂德说，“当年是起大案，几名被拘押的人留过照片。你运气不错，这些还跟卷宗放在一起。”

“判决呢？”

“绞刑。”

“执行记录。”

雷斯垂德抬起眼睛。

福尔摩斯没有解释，只将两根手指停在桌面上。

片刻后，警探翻开纸夹，抽出一份当年归入案卷的回报。

我看清了日期与签名。

卡特赖特确已被处决。

那份薄纸没有任何戏剧性。它甚至不如一张药商的催款单显眼。某一年的某一天，一个人在清晨死去，另一些人在表格规定的位置签下名字，事情便被折好，收进了一只纸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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